在过去的2021年，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初步核算，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近日表示，来自外部的一些打压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模式”前进的关键在于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来鼓励创新和促进消费。
体制改革助推经济发展
盛松成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对长期生产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长期看，决定我国未来发展的因素仍在国内，未来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适时且深层的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除了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盛松成认为，我国还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短期宏观调控政策。近期，为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趋松，均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在盛松成看来，历史上鲜有大型经济体经历如此快速的增长，政策引导和体制改革一直为我国经济指路护航，缩短了市场不断试错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我国同发达国家可以平等往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中国模式”有着自己的轨迹
盛松成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没有亦步亦趋，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演变和发展。
以货币政策为例，盛松成指出，我国历来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对经济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强调金融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恰恰可以反映我国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状况，衡量资金松紧程度，展示多渠道的融资结构。社融指标的理论基础由西方国家提出，但却没有在国外落地生根，而是成为我国独一无二、首次创设的指标。
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盛松成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制度变迁、经济转型、财政、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的改变、金融中介的发展等都带来了传统经济模型所无法简单估计出的经济效率的变化。
二是我国存在大量不以短期利益为先的国企，在基建、物流、通信等领域大力投入。随着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些在基础薄弱地区不计回报的投资在未来会带动和创造更多的消费与财富。
三是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比如，我国储蓄率一般高达35%至40%，大大高于欧美国家平均不到20%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时间内，我国基本处于“高储蓄率—更高的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循环中。
建立长期有效机制鼓励创新和促进消费
对于“中国模式”未来的改革方向，盛松成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来鼓励创新和促进消费。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入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其中，产权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手段，但同时也要注意知识产权带来的反垄断问题，避免阻碍后来者的创新。
“制度建立和改革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实现可持续创新。”盛松成表示，市场化的创新还需要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趋势，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同时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实现高水平的正向循环和供需平衡。
盛松成指出，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化较大，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稳增长与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简单地通过长期改革的措施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因为如果没有短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无从谈起。
他进一步表示，基建投资是今年我国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资的可控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目前我国基建投资有不少项目储备。中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至30%，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的五分之一左右，不应低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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